| 本报记者 刘涓涓 柯志雄 江苏盱眙报道 盱眙认为，龙虾节实际上是实现超常发展的“助推器”，这“超常发展”是速度和超常思维。 一个政府营销工程正进退维谷。 7月28日，有媒体以《谁为“龙虾节”买单？》为题，对江苏省贫困县盱眙政府“斥巨资搞摊派”、“办节求虚名”的现象进行了曝光。盱眙这个藉藉无名的地方，被龙虾卷入更深的旋涡中。 但这场连续举办了4届的“中国龙虾节”，在媒体和当地人的舆论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对于一个还处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盱眙，要想实现超常发展，必然只能依靠超常思维，不论先干。”淮安市市委常委、盱眙县县委书记王友富曾这么说过，2004年9月2日深夜，面对记者，他仍然固执己见。 而盱眙民间的激烈反应是，“即便未来县政府不再参与，龙虾节也一定要办下去。” 盱眙模式 这是盱眙，一个连空气中都充满了龙虾味道的城市。作为苏北地区的一个省级贫困县，2000年的统计数字是，其人均GDP水平不到江苏人均水平的一半，农民人均纯收入较全省低近1／4，财政收入不及苏南强县（市）的1／10。整个县域经济运转基本依靠县镇内部循环。 虽然单就节庆活动本身而言更像是一个噱头，但县镇“一把手”王友富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建立在实业基础上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落后封闭的现状。 按照设想，新盱眙的发展根基是特色水产经济，利用节庆搭建平台吸引眼球，面对临近的中心大城市南京，达到营销县镇的最终目的———发展工业。 “我们不能理解媒体的义愤，龙虾节是展开工作的基础和跳板，办不办当然要盱眙人自己说了算。”盱眙县工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马昌武说。 这也许不是政府官员的一面之辞。在这个贫困县，每6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就业于龙虾产业。民间支持的声音，更多的来自这些人。 按照目前盱眙官方的统计，“龙虾节”的节庆效应，已经在当地形成了包括养殖、捕捞、运输、烹饪、配料加工以及最后的甲壳回收提炼化工原料在内的一条完整产业链。龙虾经济总量占了整个县域经济总量的近1／10。 另一方面，自2002年开始，龙虾经济对于当地工业园区的拉动力也开始有效应。3年以来，在节上签约的总项目超过600个，合同引资超过30亿元，园区面积从3平方公里扩建到如今的14.7平方公里。开发区面向当地农民招工超过12000人。 盱眙人均GDP和城乡居民储蓄因此在全省县级排名当中每年至少上升一位。3年内，财政收入上升了8位，农民人均收入上升11位。2003年，盱眙工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农业。列入国家统计范畴（以下简称“列统”）的工业企业138个，相较于2000年时翻了三番。 “超常发展” 王友富认为，龙虾节实际上是实现盱眙超常发展的“助推器”，他强调“超常发展”是速度和超常思维。而在私人场合，更多的官员则笑称为“不择手段论”。 谋求“超常发展”的根源，其实应该追溯到1996年。 那一年，有安徽省政府高官前往江苏考察，途经苏北盱眙时颇有感慨，“就算是江苏老大哥也有这么落后的县城嘛。”这句不无揶揄的慨叹让旁边的盱眙司机难以忘记。 很多年以后，这位司机因为一时义愤，写给当时在任的江苏省委书记要求改变家乡面貌的信，被陈列在盱眙县博物馆当中。那上面，所有空白都被当时包括省委书记在内的各级各部门官员们的名字和批示填满。 这封信被视为导致盱眙变革的转折点。对于一个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古县城来说，因此饱受刺激的显然不只是官员。 “在那之前我们县城甚至连一条水泥路也没有，所以被人看了笑话。”8月24日，的士司机王汉忠遥想当年，“县政府公开这封信出来的时候是6月底，7月初开始动员全民修公路。我们也想争一口气，所以当时在家的劳动力基本都上路搞建设了。” 不计代价地全民修公路，只是一个开端。 但热情并不是支撑一个县城发展的全部要素。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00年，全县72万人中非农业人口只有13万，人均GDP5617元，其中来自工业的收入仅为1694元，列统企业只有46家，且其中10余家已不能正常运营。 “盱眙是全省林业、水产、畜禽生产大县，但人均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竟然这么低，显然是工业基础太薄弱。”全力发展工业，这个让当年的盱眙县长王友富和县委书记赵鹏一拍即合的结论，其实就是如今“盱眙模式”的雏形。 但在以“龙虾节”为高潮的政府营销模式出现以前，盱眙县对于经济突围的摸索，也曾在“正规渠道”当中进行。 这个“正规渠道”就是招商引资、发展工业。据了解，在1999年至2001年的2年多时间里，全县长年驻外招商的政府工作人员有将近400人，每人每年5000元的招商活动经费，加上其他费用，一年下来要为引资支付500多万元。而直到2001年上半年为止，全县的招商引资几乎未见效益。这些费用最终都落在了政府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上。 对于“正规渠道”的颓败，没有名气成为了政府总结陈辞当中的要素之一。盱眙开始意识到知名度的重要。被很多媒体视为噱头的“中国龙虾节”应势而生。 事到如今，王友富常常都会回味一个细节。 当年为了要了解盱眙盛产的凹凸棒粘土的行情，王赵二人曾亲自到北京拜访中国非金属矿总公司，一位曾在十余年前去过盱眙的副总指着王友富这么向同事介绍说：“盱眙就是我跟你们讲过的猪和县长一起上班的地方。” 一句话与一封信，成了盱眙谋求“超常发展”的动力之一。 强势主导 与大多数县镇政府机构相比，对于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政策，盱眙县上上下下，都保持着令人吃惊的“高度统一”。 这似乎与现任书记王友富的强势主导密不可分。在盱眙本地官员的描述下，这位来自淮安、民办教师出身的县委书记，有几分偏执和强硬。他善于表述和推广自己的理念，也不断地使用强硬手段颠覆现有的机制。用他的话说，转换落后地区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只能采取“非常手段”。 这“非常手段”表现在对招商引资的强行摊派和奖惩制度，以及对投资环境的整顿上，在落后的盱眙，王友富用一种强硬的手法去推行他的施政观，颇有点揠苗助长的味道。 比如在招商引资方面，以任务的形式摊派至个人，对于不能完成规定任务的人，在干部考核中一律不提拔，不调工资，工资的省标部分中扣除30％上缴地方财政，而对于能够超额完成任务的个人，鼓励措施除了超常规提拔升职以外还有相当比例的现金奖励。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普通的公务员连升三级成为副局长，也有老局长在即将退休的时候因为任务完成不得力而被就地免职。 还有他对投资环境的整顿。规定乡以上干部不得接受投资企业吃请，某副局长跟投资企业吃了顿饭，就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亦有官员在职期间不能恪尽职守被请到县电视台的直播室里“说清楚”；还有拖沓办事的公务员，被解职回到群众当中“吸取营养”。 而最为舆论所诟病的举办“龙虾节”时政府对演出门票的摊派问题，显然也跟王友富的行事特征十分相似。在地方财政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依靠“全民投入”来解决难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正符合盱眙“自救”时的惯有举动。 “这种强硬在最短的时间里树立起了王书记的绝对权威。”一位在盱眙为官数十年的政府官员在评价王友富的时候一脸坦然。“所幸的是，现在看来，他的决策大都是有见地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北官场，因“人治”闻名的强势官员并不仅仅只有王友富一个人。有长期研究苏北经济的专家认为，对于整体经济状况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上面应该愿意放手让其进行更多更大胆的制度“试验”，从而谋求区域发展的平衡。 发展之困 但事实上，盱眙的发展前景并未完全明朗。“为了打破县域经济的停滞状态，选择使用人治的方法进行超常规谋求发展，必然会遇到不可突破的瓶颈。”一位长期研究苏北县域经济发展的专家对于盱眙模式的评价相当谨慎。 而这不仅仅是理论上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方面，受淡水小龙虾生长周期和繁殖能力限制，龙虾经济效应已在近年达到顶峰。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在市场需求量已经超过5万吨的情况下，盱眙龙虾已经连续2年无法突破2万吨的年产量，而这个问题目前无法解决，经济增量难有突破。 另一方面，“人治”的负面效应正在开始显现。比如当初为了促进招商者能够发挥最大的能量投入引资工作，盱眙政府拿出了具有行政权力的职务和金钱作为奖励手段，再加上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的“硬指标”被落实到了每个单位和个人，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标准。 迫于量化指标的压力，以及少数人所期待的得到升迁的目的，事实上容易导致一些数据泡沫和业务造假。最容易的制造泡沫手段是在签订协议时对“合同引资”与“实际投资”进行混淆。“但并不是所有因招商成功的仕途得意者都能够胜任他们升迁以后的工作，这绝对是一个制度上的硬伤。”一位招商成绩并不太好的官员终日都显得忧心忡忡，而他的话其实不无道理。 但克隆者却越来越多。就在盱眙附近，已经有数个县镇或多或少地开始向盱眙看齐。这些克隆的手段包括节庆的举办、强制全民招商的手段甚至包括奖惩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由于苏北整体的经济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举办节庆的成功率很低，招商引资的手段也只能依靠提高地方优惠政策的幅度，因此在县镇之间，开始出现在招商过程当中互相打压的恶性竞争。比如2003年盱眙一招商人员花费3个多月谈成的一个1000多万的机械工业项目，在签协议之前，就曾被相邻某县以土地零费用的“优惠政策”抢走。 而王友富仍然坚持在盱眙实行现有的发展模式。“如果换作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我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 |
